“蟋蟀世家”兴衰录

一条小虫掀起人间多少波涛，几个瓦盆造就多少蟋蟀世家，有人因热爱而兴旺，有人因痴迷而落难，祖孙三代命运沉浮，世事无常各有不同，不由得让人生出感叹：虫啊，虫！

沙。沙沙。沙沙沙。

一只扁圆形的玻璃斗盆里，两条蟋蟀正进行着殊死搏斗，一条紫，一条黄，咬牙切齿互不相让，虫爪踏在盆底的草纸上“沙沙”有声。对坐着的两位虫主凝神观战，年轻的嘴里叼一根烟，年长些的悠闲地摇着把折扇。傍晚的光线有些黯淡，四周挤满了翘首踮足的看客。

地点是上海市五角场花鸟市场。每年秋风一起，那条窄窄的街上便人流如梭虫声大作，蟋蟀摊儿一个挨着一个。

这时，斗盆里的紫虫明显占了上风，一次次将黄虫逼到角落里，欲下狠口把对手迅速封杀，但黄虫甚是狡猾，每每在险至毫发之际腾挪换位，绕到敌后稍作休息，又再度纠缠。暴跳如雷的紫虫终于瞅准机会，抢冲一步，锁住黄虫的单钳死命一绞，黄虫颤巍巍地逃开，双牙已痛得不能合拢，浆水汩汩而出。

青年虫主得意洋洋地喷出一口烟：“老章，你看哪能？”中年虫主微微一笑，从口袋里摸出一管芡草筒，抖出一根水貂草，沉声说：“落闸！”

盆闸一落，蟋蟀被分隔两边。老章用水貂草轻点黄虫的左右饭须，它被引得发痒，又张开牙来，水貂草加速追打它头部，黄虫斗性重燃，“瞿瞿”地叫嚣起来。“假牙罢了，有啥用场？”青年虫主在一旁嘀咕。

起闸再斗，黄虫虽然仍处下风，但玩命似地跟紫虫纠缠，僵持之间紫虫突然一个退缩，扭转屁股连连爬壁，相反黄虫一路追打。落闸后再怎么引草，败相毕露的紫虫也不肯张牙了。青年虫主不迭地咒骂，围观者也纷纷眼镜跌落。老章在大笑声中起身，说：“可惜！真可惜！你这条黑紫红钳，论虫品比我这条油黄高出十万八千里了，份量也至少重三点，不过你早斗了五天，早秋里紫虫还没长足，不吃痛，再看这条黄虫，头光锃亮，项皮光洁，正是韧劲最足的时候。要是五天以后你找我斗，我才不会送给你开毛钳呢，哈哈！”旁边有人揶揄那青年：“昏头啦你，敢跟老法师斗虫，人家老法师养过的虫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，快点收摊回去睡觉吧。”输家兀自不服气：“老章，阿拉再斗两条试试看。”老章一手托盆，一手摇扇：“搞啥搞？大家都是摆摊头的，又不是开场子的，今年生意虽然不灵，好歹卖掉一只算一只，搞内讧斗光了，喝西北风去啊？我先走一步，今天还有报社记者要采访我呢。”他胖乎乎的背影后，有冷冷的声音说：“牛皮烘烘的，真以为自己是虫王啊，哼，虫贩子一个！”

已届不惑之年的“老法师”章晓峰正是本文的焦点人物。他出身于蟋蟀世家，数十年来耳闻目睹的皆是秋虫之事，一个世纪以来，章家祖孙三代流连于虫罐丝网之间、水盂芡草之旁，品尝无穷乐趣，同时也感受到无尽的辛酸。在这座素有斗蟋传统的城市里，他们的故事成了百年养虫人命运沉浮的一个缩影。今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日，短短的20多天里，章晓峰四下山东收虫，南来北往风雨兼程，因此记者几度到花鸟市场找他都扑了空，可市场管理人员都劝说，等他回来吧，要了解上海滩的养虫人，就得和章家的人聊聊，别看万商、舟山路那边的蟋蟀市场规模大，可未必找得出一肚皮掌故的老法师呢。

“我们家服侍蟋蟀倒真是有年头了。”这天与邻家摊主斗完虫后，章晓峰坐在铺子里，一边给蟋蟀挨个洗澡，一边对记者话说从前，“说什么蟋蟀世家那是夸奖，不过想当年我爷爷的确是鉴虫名家，我爸也是玩虫高手，轮到我就不行了，只能靠贩虫赚点钞票，老实讲，围着蟋蟀打转的日子是很苦的……”

在旧上海，四马路（今为福州路）一到秋天就涌出密密麻麻的蟋蟀铺子，常去那里逛的人，很少有不知道章仲良这个名字的，即后来加入上海蟋蟀研究会编过《蟋蟀谱》的那个章仲良。章仲良就是我爷爷。爷爷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学问算是不错的，在洋行和证券公司都做过事。研究蟋蟀他是自学成材的，小时候念书乘老师不注意，就偷偷瞄几眼清朝人朱翠庭写的《促织经》，结果手心被打得几天都握不了笔。据说我曾祖父是个相当严肃现实的人，把琴棋书画都看作是玩物丧志的东西，更何况“财吉”（上海话“蟋蟀”的发音）？所以爷爷从小到大，不知有多少蟋蟀、蟋蟀罐头被狠狠地扔出家门外，他为此挨了不少打骂，还差点被动用家法。爷爷不到三十岁时，相虫养虫的名气已经很大了，虫市上的老板们见了他都恭恭敬敬，还常邀请他去看虫。当时上海有两处大的蟋蟀市场：城隍庙和四马路。一个低档些，一个高档些，爷爷一般不去城隍庙，倒不是嫌贫，是他觉得那里流氓无赖太多，而且赌博的风气厉害。这点要强调一下，我爷爷爱虫不爱赌，他买虫时出手最大方不过，基本上每年八九月份的薪水全花在了这上面，家里摆蟋蟀盆一间房还不够，因为爷爷说真正上品的好虫是必须单独放开静养的。曾有许多人奇怪，既然年年手里有好虫，为什么不杀到赌场里去赢他几票呢？但我爷爷就是固执，他虽然也不阻止别人赌虫，自己却从来不赌。爷爷在当时的养虫圈子里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他们每年中秋前后开始斗虫，纯粹是友谊比赛。斗虫不斗花（斗虫赌钱的俗称），这点一直是我们家不成文的规矩。爷爷还曾为蟋蟀丢过工作。11月份天气一冷，他怕虫会冻伤，就把最心爱的蟋蟀装进自制的小木笼，放到贴身的口袋里取暖，连上班都带着。他们公司老板是个留过洋的新派读书人，历来对爷爷这样的从小念私塾学八股的老家伙看不顺眼，就借机解雇了他，说他不务正业，竟把虫叫声带进办公室。当时我曾祖父已经去世，爷爷失业后就靠着家产搞点小贸易，不过我们家的人做生意都做不大，爷爷大概也是亏多赚少，但就在这时，一桩大喜事降临到他头上，他受邀加入了上海蟋蟀研究会，并在1922年和其他同事一起编写了流传至今的《秘本蟋蟀谱》。

成为蟋蟀研究会的骨干后，我爷爷开始时常出入东方饭店，就是现在的市工人文化宫，旧上海那里是蟋蟀大玩家聚集的地方，据说也是当初东南亚第一虫文化中心。在蟋蟀养斗期，东方饭店每天有几十场斗局，跟武林高手比武一样，好虫之间的搏斗也是很难预料输赢的，大玩家们请我爷爷去当参谋，就因为他相虫的眼光准，这也是门难得的学问。我爷爷解放前就去世了，他的事情我爸常挂在嘴边，几十年来我不知听了多少遍。爷爷没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，除了对虫的爱好。

我爸爸章允鹏是个老实人，这点是公认的。他又是个“虫痴”，每次秋天一到，他就开心得像天天过年一样，被我母亲埋怨了一辈子。其实爸爸也很懂蟋蟀，尽得我爷爷真传，只不过他天生说话结巴，表达不流畅，又不善交际，所以不可能混得像爷爷那么好，但我小时候他教我捕虫、养虫、相虫却顶顶耐心。爸爸一生玩虫都不得意，有两件伤心事都是我亲眼目睹的，这辈子也不会忘记。那年初秋，爸爸骑自行车带我去浦东乡下捉蟋蟀，他说爷爷那会儿有蟋蟀市场，花钱就能买到虫，而且哪里的虫都有，本地虫、杭虫、绍虫甚至沧州虫，可现在我们既没虫市又没钱，想要蟋蟀只有自己动手抓，这样好，多了一份乐趣。清晨五点钟不到，我们来到三林塘地区的一片丝瓜田，捉虫活动开始了。天气很热，可爸爸还穿着厂里的工作服，并命令我也穿起长裤，因为野地里蚊子多。爸爸捉蟋蟀时一只手刨土，一只手拿虫网（这还是爷爷以前用过的），而把长长的手电筒咬在嘴里，样子很滑稽，我的任务轻松多了，只要虫捉到以后用香烟纸盒装起来就行了。我们干了2O分钟左右，天就亮了，突然奔过来几个很凶的农民，扛着锄头和钉耙，把爸爸和我揪出丝瓜地，爸爸吃了他们不少拳头。最最可恨的是，有个农民把一只粪桶套在我爸爸头上，当时我吓得哇哇乱哭。被没收了虫网和手电筒，我们终于得到“释放”后，爸爸小声安慰我说：“那些农民不懂的，他们以为阿拉是来破坏庄稼。哭啥，下趟阿拉换个地方捉好了。”

“粪桶事件”还算不上是我爸爸玩虫生涯里最大的一次耻辱。1969年冬天，我家住在虹口，我正读小学，有天晚上，一队红卫兵冲到天井里来，命令爸爸交出养的蟋蟀，爸爸说天这么冷，蟋蟀早就死光了。红卫兵们在屋子里乒乒乓乓地一顿乱翻，结果搜出许许多多空的蟋蟀盆，稀里哗啦全都砸碎了。那些盆放到今天绝对都是很值钱的文物：一批清末造盆家李焕章制造的青黛瓦盆、一批苏州西余窖村出产的仿古盆，还有一只爷爷传下的天落盖的大明宣德盆。爸爸急得要疯掉了，想去争夺那只宣德盆，被红卫兵们踢在地上，一直踩到他爬不起来。妈妈、两个阿姐和我在一边吓得全傻了。回忆起来最好笑的是，当时我清楚地看见，有两个红卫兵偷偷地将两只蟋蟀盆藏进他们宽大的军装里，而且这两个年轻人都是我们同一条弄堂的邻居。

从那件事以后，我家就没了养虫工具。可我仍旧跟着爸爸悄悄地养，没有虫网就用手捉，没有虫盆就用铁皮罐头垫上草纸装蟋蟀，没有别家的对手斗虫就玩“窝里斗”。现在想想，我反而觉得那段日子养蟋蟀特别开心特别有味道。我爸爸近几年身体不好，大部分时间卧床。老人家视力也很差了，不过我每年从北方收虫回来，他还是要我挑几条好虫带回去让他品品，每次都说，又是山东虫，我看不见得比我们七宝、三林塘的土虫好嘛。

我做蟋蟀生意有十年了，估计今年是亏得最厉害的一次。前一阵子跑了四趟山东，三次去宁阳，一次去乐陵，共收进千把条虫，几万块本钱已经投下去了。玩虫的人都晓得，今年山东高温少雨，出的蟋蟀普遍个小，跟去年比是天差地别。不过虫的进价照涨不误，翻了三四个跟斗还不止，山东农民的脑筋越来越活络了，蟋蟀贸易市场附近的住宿、餐饮、娱乐统统涨价，连兖州（去宁阳的必经之站）至上海的火车票都要涨价。他们原产地的虫价一涨，我们二级市场的虫价只好跟着涨，不然没钱赚啦。长相狗头狗脑的虫，硬是卖15元一条，自己都觉得脸红；真遇上品高体健的好货色呢，进价起码几百块，加上运输、饲养所花费的精力，不卖个千元之上的好价钱，也太对不起自己了吧？要晓得贩虫的投资风险比炒股可大得多，股票跌得再惨你还能割肉，总有人会吸你的筹码，蟋蟀就不一样啦！卖不掉就是卖不掉，人家相不中也好嫌贵也好，你管不着，眼看这秋越来越深，这虫越来越老，割肉都割不掉，割虫肉还是割自己的肉？在这个花鸟市场里头，我的虫卖得还算好，亏得人家晓得我们姓章的会相虫，乐意来买，这也是家族留给我的一点点无形资产吧。可话说回来，现在和蟋蟀打交道，很难同一个“赌”字划清界线了，你想啊，一条虫就算再中看，凭什么能卖到四位数以上？人家拿去派什么用场？还不是进场子（指斗蟋赌窝）斗花吗？如今懂虫爱虫的人大多数没钱买虫了，相反大把大把掼钞票的是些连青虫紫虫都分不清的赌鬼，他们把蟋蟀当成麻将牌了。宁阳、乐陵的农民也真滑稽，不叫菜农偏叫虫农，想当年用粪桶套我爸爸的三林塘农民只要庄稼不要虫，现在正好倒过来了。宁阳有的人一个通宵能捉几百条虫，连赤膊的（指幼虫）也要，像搞屠杀一样，我看不用三年那里肯定出不了好虫了，都捉光了。指望靠小小的蟋蟀走上致富道路，太天真了吧。我天天守着这铺子，老无聊的，重复一遍一遍服侍介许多虫吃、喝、洗澡，心里就盼望啥人快点把它们买了走，最好有大胃口的客人吃统货一道扛走。现在我看到蟋蟀，已经觉着毫无乐趣了，真的，明年我不准备贩虫了，一年四季卖热带鱼算了。

章晓峰与记者的长聊曾被“不速之客”打断过两次。一次是前面斗虫吃了败仗的青年，来向老章“进贡”一条“红双喜”香烟。老章收下烟后，讪讪地对记者说：“解解闲气嘛，钞票是不赌的。”另一次是他念小学五年级的儿子章炜放学归来，老爸威严陡起，喝道：“自己搬只小矮凳坐到旁边去，做功课！敢掀一掀‘财吉盆’盖头，吃耳光！”

“怎么，不许你儿子玩虫？”记者颇感意外。老章放低喉咙说：“我这个人没其它本事，只好弄弄虫混口饭吃，我儿子哪能可以再搞这一行？他必须正正经经读书，以后正正当当工作，这点我想得很清楚的。”

临别时，这位决意不再传艺的“蟋蟀世家”第三代“掌门”向记者展示了他那把爱不释手的折扇，扇面上赫然有其祖父亲笔书写的诗句，是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一首咏虫名篇：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

古风宛然，蛩声依旧。人们不禁要问，千百年来中华独有的虫文化，真的会就此式微、日渐消亡吗？